山窝窝里的人家高山

说起老吴头之后的接班人，柳杰是屯子里唯一被选取为接班人的青年人，一百左右口人的佼佼者。他念到初中一年就辍学了，是因为家境太贫寒，供不起他读书的花销。

这个人自学中医，会背诵一些汤头歌，也经常给一些人号号脉，有时还给人家开个方子，居然也有人信他的，按方抓药，反正吃不好也吃不坏。有一次他向我主动介绍了自己：农村青年出路太少，谁愿意一辈子种地，种地人太苦了。15岁就下地干活，累了一年到头也糊不上口。农村的活除了当干部，赤脚医生就是最好的活了。所以他自学中医。但没能当上大夫，是因为没有人为他说话。他说在农村能当上村医生的，不是书记的小姨子，就是小舅子，一般老百姓是没有办法谋到这个热门职业的。在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的3年时间，日子也没过的太好，两个孩子，四口之家，生产队十分工只合3角钱，日子怎么能过好。穷是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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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很多想法：肥不足，庄稼是枝花，全靠粪当家，山坡地不上肥，那是瞎扯；还要开水田，一百多口人，一分稻地都没有，一年忙下来吃不上大米，多叫可怜；社员没干劲，出工不出力，后勤队伍庞大，吃闲饭，干俏活的多。我听他说的三条，还真有道理。我问他，你有这样的想法，将来你当队长呗？他笑了笑没做出回答。但看他那得意的样子，透出了他的小聪明：他从心里想当队长。

有一天，同我一起领班的老尹，找我谈柳杰想当队长事儿，他说生产队将来的队长，看来得柳杰干了，并征求我的意见。我知道柳杰也同老尹表白了同样的想法。我说没意见。在揭摆运动中，柳杰是骨干，每次大会都是第一个发言，他批的很尖锐，把老吴头搞资本主义的事情上挂下联。我记得最典型的话是：“如果老吴头的资本主义得逞，我们老百姓就要重遭二茬罪，重受二遍苦……”。说到后来，竟然怒火四溢，声调越来越高。

事后我问他：“资本主义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他也不知道：“反正报纸电台天天说，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都那么干，批判他们时都那么说，我也就照着描了”。他瞅瞅我，看我没反映。又说；“可能旧社会中国就是资本主义吧。”我说：“我学的历史，中国的旧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不是资木主义呀”。他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我还没正儿八经地学过历史呢”。

我在社员大会上说话有点紧张，一次他向我面授机宜：“发言之前，你想生气的事，在气头上你发言就不紧张了，你就会觉得是把满腔怒火往出倒”。我终于明白了他每次发言义愤填膺的原由了。

他终于当上了队长，在这个小村子里，他是唯一能说会道的人。他很能干，身体也强壮，每天都是第一个起来，在凌晨3点钟就开始敲钟叫醒社员下地了。他真的按照批判老吴头时的想法，在村后的一个草甸子上开起了水田。那个工程量很大，多年的塔头根系非常发达，先用火烧，然后把塔头从根上切断，露出一片平展的土地。但第一年种不了水稻，因为塔头的根子不烂，必须种一年早田，待根子烂掉后，第二年才能种水稻。在低洼的地方种早田必须采取挖大栋子的方式，一则防止涝，二则用挖出的土压在地表的草芽上，能把草压住，然后，再从地下翻出来的土上种庄稼。在那么多的社员中，柳杰是最能干的，他能比其他同样年纪的人多出一倍的工作量。用一种叫做桶锹的工具，他能不用脚蹬，就可以将桶锹深入地下近一米，然后一翻个儿，就把一个半米长的半柱状的水淋淋的土柱子翻到了地上，我看那熟练程度就是在拧面条，也像一门很高的艺术。两垧多肥沃的土地开垦出来，仅仅用了10天时间。

第二件事就是积肥，他说：离矿区工人居住地这么近，那里有不用花钱的天然肥料。他同矿区的头头说明白了，所有公厕全由队里包了。一个冬天，他领着社员天天都到矿区同厕所打交道。城里人的厕所用石头砌的，很深的储粪池，要下到满是粪尿的深坑里用铁镐刨，一镐下去，溅起的粪尿冰就会崩一身，有时还会崩到人的脸上。一天的活下来，社员回家的时候，身上已满是粪尿的渍子。我几乎全天候参加了这个劳动，休息的时候也到工人的家里坐过一会儿。在对比中我被辛酸深深地刺痛，工人同农民同是人，怎么有这么大的差别？人家拉出粪尿，不管了，农民兄弟还要哀求人家把这溺出的东西恩赐出来。当拖着满是便渍臭烘烘的身子回家以后，是种什么心情？时间长了，可能已经麻木，也可能无力回天，以为本来就应该这样。收工的路上，人们照例有说有笑。他们比我成熟多了，我心中暗想。不想这些了，谁让咱们是农民呢。我在为这些社员开脱同时也是为自己开脱。

效果不错，一个冬天下来，全队所有的地都拉上了一堆又一堆的有机肥。庄稼是枝花，全靠粪当家，几乎所有的老农都在重复着这句话。

这两件事干完，柳杰在社员中的威信建立起来了，人们开始信任这个年轻的当家人。

第三件事是大车拉脚。这在那个年代是农村资本主义的最明显特征，实在是批不到别的什么了，虽然拉脚也是在为城里的工厂干活，按正理也是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没有到帝国主义的地方去干活，但因为不是以粮为纲，农民不种粮食就是不务正业，奔钱用劲，不是资本主义是什么？

农民太苦了，一年下来吃不饱肚子，更没有零花钱，孩子上学的学费，竟要从小鸡的屁股里往出抠，农民家的小鸡下的蛋自己是不能享受的，要用这唯一存在的资本主义尾巴来解决教育费用、酱、米、油、盐。那个年代，谁家如果能买得起酱油，全村子的人都会羡慕说：看人家用酱油了。

柳杰把生产队仅有的三套马车，全部弄到矿山去干活，挣起了现钱。

到了年底，这个小生产队出现了第一次最大的丰收，粮食产量过了“黄河”，差不丁点就跨过了“长江”，十个工分可以折换一元钱，当时叫勾一元钱。这种工分同实际钱的换算率统治了中国农村整个人民公社时期，成为特有经济形态。

柳杰入了党，成为大队党的支部委员。

本文完

文章转载自磐石市政协文史资料第二十六辑《磨盘山往事》（第85-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