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夏泰的双面人生（六）
尹夏泰口诉 伊通县史志办整理
十五、叛变前后
1936年至1937年，一军一师、三师两次西征失利，消耗了抗联的有生力量。这两年中，一路军的一批英勇善战的指挥员相继牺牲，如：第二军军长王德泰，一军参谋长朴翰宗，一军军需处长严弼顺，中共南满省委组织部长李东光，南满省委宣传部印刷主任李永浩，三师师长王仁斋，三师政委周建华等人，这些有威望的高级指挥员相继牺牲，给一路军带来了重大损失。
1938年初，一军参谋长安光勋被捕投降，“长岛工作班”利用安光勋搞收降活动。不久安光勋诱降了一师后勤处长胡国臣。“长岛工作班”加紧了对一师进行瓦解工作。同年6月，一师师长程斌率一师投敌，给一路军造成很大损失。鉴于这种情况，1938年7月，中共南满省委和抗联一路军主要领导人在集安县老爷岭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变对策。决定把一路军的两个军6个师改编为1个警卫旅，3个方面军。曹亚范任一方面军总指挥，伊俊山任政治部主任，我任参谋长。改编后第一方面军在集安、桓仁、抚松、桦甸、敦化、金川、辉南、濛江县一带开展游击战。
1938年12月，抗联一方面军在集安高丽房子、大荒沟等地打了几仗，伤亡很大，兵员得不到补充。到1939年1月,一方面军兵力不足一百五十人，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抗联一方面军研究决定，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曹亚范率40名战士在濛江、金川、辉南县一带活动，伊俊山率40名战士在抚松、濛江县一带活动，我率40名战士在集安县一带活动。
1939年，形势越来越险恶。日军为解除后顾之忧，从关内外抽调三十多万日伪军，加上“讨伐”队、警防队、森林警察大队、特搜班采取“包围追击”“梳篦式”“踩踏式”战术，对一路军进行残酷军事“扫荡”，同时还加紧对抗日游击区实行经济封锁，实施“治安肃正”政策，搞“集家并屯”割断抗联与老百姓的联系。
我带领的小部队，在集安县坚持斗争，粮食早已断了，只靠野菜充饥。我派搞粮食的人大部分没回来，即使回来了也是空手的。我们饥着肚子还得天天跟敌人周旋，甚至一天打好几次仗，仗打完了还得爬山越岭，趟着过膝深的大雪，行军时常常有的战士晕倒在雪地里。这些困难还能克服，但伤员安置问题无法解决了，每次战斗都有伤员，因天天打仗，无法带伤员，只能在密林雪地里搭个简易的临时棚，把伤员安置在那里。过几天回来看，那些伤员不是被野兽伤害，就是冻死在那里。敌人的飞机天天在空中盘旋，撒传单和宣传品。
在恶劣的斗争环境中我没有看到光明，没有想到革命必然胜利，忘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革命随时准备牺牲的信念，因此信念动摇了，思想就变了。1939年2月7日夜间，战士们围着篝火睡着了，我借查岗之机偷偷下山投敌了。战友中有的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牺牲了，有的仍在坚持战斗，但我作为一名指挥员却当了叛徒。早晨，我到了榆树林子警察署，他们把我送到集安县警备科。
十六、程斌"讨伐”大队
1939年5月，集安县警务科把我送到通化省，通化省警务科把我编到程斌大队。程斌见到我说：“我这里人马大部分是原一师的，也有的是从其他师调来的“。我到程斌大队任参谋，随程斌部开进朝阳镇，之后到金川、濛江县一带“讨伐”。
1939年8月，我任一中队长。不久，情报说：杨靖宇从桦甸县错草顶子向石道河一带移动。于是，我部从朝阳镇出发经辉南镇，向石道河子搜索前进。程斌对抗联战术是很熟悉的，为了避免遭到抗联的伏击，见着树林子就搞火力侦察。在离大场院8公里处的一个小山岗处，突然遭到抗联一路军警卫旅的伏击，我部急忙还击，但伤亡很大，被迫退逃。后来得知一路军司令部从大场院弄到了不少物资。
1939年冬至1940年初，日伪军集中一万多兵力在桦甸、辉南、濛江、金川、抚松、通化、临江县一带重点“讨伐”，“讨伐”重点是杨靖宇。日军用飞机侦察抗联动向，指挥地面部队尾追围攻，以小部队梳篦山林，在山谷来回拉网，白天用小部队不停尾追围攻，盯住不放。当时，程斌、甲林舒、曲焕文、桑文海、范文渝、唐振东等“讨伐”大队是合击杨靖宇部的急先锋。
同年年末，程斌部、甲林舒部受伪通化省“讨伐”本部的电令急进临江县板石沟一带与日本渡边部队和李海部包围了杨靖宇。结果，杨靖宇留小部队阻击掩护，大部队安全突围了。我们“讨伐”大队继续跟踪追击，在追击的路上战斗不止，在金龙顶子，夹道老爷府等地打了激烈战斗，双方伤亡很大。
1940年1月，程斌、甲林舒部得知一路军的李清绍部在辉南、濛江县交界处四方顶子一带活动。日军、伪军骑兵一个团、通化省伪警察12个“讨伐”大队，在日本空军配合下，从马当沟、上八里、四方顶子一带包围追击，打了不少战斗。在马屁股山程斌部、甲林舒部、日军一个守备队与一路军打了一场遭遇战。在战斗中一路军主力突然向北撤离，甲大队、桑大队、伪军骑兵在北部截击，战斗非常激烈，抗联伤亡很大，警卫旅一团参谋丁守龙受伤被捕投降。从丁守龙口供得知向北突围的抗联是韩仁和、黄海峰带领的警卫旅，杨靖宇没撤离。于是，我们日伪军仍然在马屁股山咬住杨靖宇，当时杨靖宇身边的战士不多。
马屁股山战斗后，我患病住在辉南县城的“讨伐”大队医院。1940年2月末，我在医院听说杨靖宇在濛江县保安村牺牲了。1940年4月，我出院后随程斌向汪清、延吉、宁安县一带进军，与金某某部打了几仗，之后金某某率部向苏联转移。同年冬，我见到了曹亚范部叫“军七”的一个战士，他说曹司令在金川县附近被叛徒打死。
1941年，南满的抗联部队，基本上没有活动了，我被派到辉南县平安川开拓团。第二年春，伪通化“讨伐”本部又派我到程斌“讨伐”大队任副大队长，开进了热河省“讨伐”八路军，直到1945年光复。
光复后我们“讨伐”大队投奔了国民党，被编入国民党第93军57师，程斌任副师长，我任副团长。1946年，我们这个师进驻通辽、法库县一带。1948年，在黑山县战斗中被歼，我逃到沈阳市。
1950年，肃清反革命我本应受到惩处，但党和国家把我送到抚顺市战犯管理所，对我进行改造。经过二十年的教育和改造，我深深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原来是一个革命者，之后成为一个人民的敌人，我感到耻辱，感到痛苦。
本文完
文章转载自磐石市政协文史资料第二十六辑《磨盘山往事》（第41-53页）
